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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艾滋病监区当狱警的第1649天

2018-01-24 搜狐

三十二监区的主建筑是一座绿白相间的小楼,门厅里挂着许多印有表彰的金属牌,上面横着一条红色的标语,“感染到我为止”——这条骇人的标语据说存在于各省的艾滋病监区

早上八点,戴奕在监狱门口的食堂吃完早饭,走到洗手池旁,眯眼往山包顶部那一点绿意看,他将脸伸到水龙头下面,闻到一股腥味。

A门打开,宽约五米的走道一边是两层银白铁丝网,另一边墙上刷着“把风险留给自己,把安宁留给社会。”两道围挡严实地封住了望向外界的视线。

戴奕进入B门,服刑人员刚吃完早饭,几个人在同事带领下拎着塑料桶和塑料餐具往监房去,见到戴奕,马上站定,“戴警官好。”他们眼珠泛红,沙哑的嗓音下,气息显得有些乏力。其余犯人正歪歪扭扭地往监区走,远处看,像一条青灰色的蛇。

这里是X市某监狱艾滋病监区,又叫新康监狱、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。上首是三十二监区里面有监房、病房、护士站,下首是新建的三监区,承担着新犯教育、出监教育、伙房等职能。这条路叫“新生路”,路面重达二百二十公斤的井盖,提防着任何想通过其他途径走向“新生”的人。

三十二监区的主建筑是一座绿白相间的小楼,门厅里挂着许多印有表彰的金属牌,上面横着一条红色的标语,“感染到我为止”——这条骇人的标语据说存在于各省的艾滋病监区。

和其他监区一样,幽长的走廊尽头是厕所和水房,两侧分布着十几个房间。重症病犯的房间最靠近栅栏门,栅栏门外就是护士站。从通透的玻璃墙看进去,里头蓝色的被褥和床柜使这里看起来就像普通的医院病房。只有被医生下了断语的危重病人才能享受躺在这里的殊荣。医生更多的工作量来自防止作弊——昨天抓住了一个咬破伤口滴到尿样里的家伙。走廊尽头,传染病房门上的栅栏被透明塑料封死,以免病毒在这块免疫缺陷的沃土上疯狂传播。

一小时后,戴奕出现在贾巴床前。贾巴是来自四川大凉山地区的彝族人,因为贩毒入狱,汉话说的不大行。

“刑释金签字。” 戴奕对他说。“今天还好?”

贾巴用右手臂支起头颅,平静地说:“好。戴警官好。”

但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好,艾滋病合并肺结核,面颊凹陷,袖口裸露出一节遍布疮疤的皮肤。医生端着托盘进来,白大褂里套警服,抬胳膊的动作有些迟滞。托盘上码着红蓝白三色的药盒,里头是双夫定、拉米夫定、克力芝,这些药贾巴上次在里边也吃过,出去以后,没有稳定药物来源,再进来已经是艾滋病二期。用医生的话讲,“二期就难办了。”

戴奕走开,贾巴放弃了费力的支撑,伴随着刺耳的咳嗽和吐痰声,他的身体摔回去,像一截朽木沉入河床。

贾巴的父亲在他入监之前就去世了,他服刑半年后,母亲因艾滋病死亡。监狱尝试联系他的叔叔婶婶,但是叔婶不愿意来接他,他们在成都打工,家里还有一个女儿,艾滋的阴影令他们心怀忌惮。犯人家属态度冷漠,戴奕早已习惯,他想起前辈跟他说过,实施“必接必送”制度之前,一个犯人在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,此前从没有亲情电话和探视的他突然冒出一大票亲戚,要求赔偿的家属堵死了机关大楼的门厅。

戴奕作为监区内勤,联系家属是他的工作之一,愿意来接贾巴的只有他八十多岁的爷爷,戴奕想起川西地区崎岖的道路,决定尝试联系当地司法所,看看司法所是否有人手来接他。

这里有很多来自大凉山的彝族人,只要尊重他们的习惯,实在相比汉族人好“管”得多。对汉人来说,“艾滋”和“坐牢”是两架无比沉重的笼头,狱警们几乎每天都要提防着突然的情绪失控,但是彝人似乎更加乐观,曾经有一个彝族病犯对戴奕说,只要每天能吃能睡,在哪都一样,“这里比我家好。”

戴奕回忆起上次护送一个晚期病犯回四川,出生在江苏的他第一次见到山洪和塌方,车子一路颠簸,病犯不断地咳嗽呕吐,车子里充满了酸臭味。凌晨两点到达县城,当地打电话来说,送回去也只能等死,他全家都因为贩毒被抓了。“打工没有文化技术,山里种不上田,想过好日子,啷个办?只好贩毒。”

监狱提供免费的医疗与食宿,在这里大家都是艾滋病人,也免去忍受外界歧视之苦。对于某些赤贫的艾滋病犯而言,用自由换生存是一笔划得来的买卖。

贾巴21岁,戴奕有时甚至觉得他像一个孩子。贾巴说他对城市生活其实没啥想法,就是跟着一个家里兄弟出来看看,他们花了一天才到火车站,坐下一班去攀枝花的火车。并非所有人都能在城里赚到维生的钱,一开始贾巴并没有吸毒,他吸不起,直到后来在聚会上朋友“请”,他才“耍了一下”。他们对毒品的概念不那么清晰,贾巴记忆里,爷爷以前干完农活就抽自己种的鸦片,鸦片是放松、止痛的好东西。“我们那,请你吃饭,关系不好;给你买这个,关系好。”

当地的年轻人迅速被拉入贩毒的网络,村里几乎每一家都有人涉足贩毒,贾巴跟着兄弟们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游荡,贩毒成了年轻人社会化的第一步。“刚出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,被偷,被骗,都是朋友。你不耍朋友看不起。”贾巴说这话的时候,脸上带着的那种羞赧,让戴奕心里不是滋味。

十点不到,监区领导打电话到内勤室,让他去带外单位参观人员。

三十二监区是监狱树的典型,几乎每周都会接待各系统的参观,戴奕迅速默背了几个“拯救服刑人员”的经典案例。

领头的“白衬衫”向他伸出手,戴奕双手握住,感觉到微微的湿润。后面几个女性拘谨地往前移动,戴奕看出了她们的不自在,他很擅长辨别这种表情,几年前,这种不自在他的朋友家人脸上也经常出现。

戴奕领着参观者到陈列室,展示犯人的软塑料做的牙杯、勺子、以及圆弧形的桌脚、柜子。“我们有隔离服,为了避免给服刑人员歧视感,在日常工作中不穿隔离服,不戴口罩。”“有没有发生过职业暴露事件呢?”马上有人问。“我本人就有。”戴奕想,这个故事可能已经被他讲过一百遍了。

故事的细节如今已经镀上太多层金身,过程却很简单,那个犯人咳嗽的飞沫碰到了他的眼睛。

当从前的假想瞬间具象化的时候,他才真正感受到那种压断肋骨的沉重。

在阻断药带来的恶心、晕眩和乏力的空当,他的心里充满后悔和恐惧,想起自己想做而没来得及做的事,想起从前源自无知的无畏。即便父母在身边,孤独也像羊水一样包裹着他。他看托尔斯泰的《伊凡伊里奇之死》,软弱地哭出来。

一个月后,HIV检测结果是阴性,他停了药,去上班,“闲着会一直想,忙起来好一点”。和他打照面,那个病犯依然是面具般的毕恭毕敬,刑满走了,没打一句招呼。戴奕心里是恨,但不能表现出来,除了规定不允许,更深处的顾忌是曾有病犯出狱后报复狱警,经此一事,他更担心家人的安危。

病犯对他们的恭顺,来自对暴力机器的服从,这种权力曾给过他虚假的想象。当光环褪去,他才发现体制的权力在黑暗森林法则面前的虚弱。睁开眼,自己正赤身裸体面对一群更精明,更凶悍的对手。

戴奕想调走,但领导不批,于是他申请调到内勤,至HIV观察期结束,还有一年的焦虑等着他。

时近中午,戴奕跟着领导把参观团送上中巴,想起没做完的材料,他感到十分疲惫。回到监区,犯人们正在分饭,每个小组围着一个塑料盆。戴奕看了一眼,今天的菜是土豆丝和青椒肉沫。犯人周末可以吃到坨坨肉之类的大荤,鱼是绝对不会出现的,即使是排骨,也生怕卡到喉咙导致出血。

“李队长!周丰又不吃饭!”骨干犯在叫同事小李。周丰因为盗窃入狱,入狱后才检查出艾滋。听说之前在别的监狱表现还算积极,自从查出艾滋,情绪变得很消极,怠工,拒绝服药,在监房对同改嚷嚷“刑期比命长”,又不敢一头撞死,最近在闹绝食。

戴奕决定赶紧出去吃饭,以免临时有事牵连到他。

吃午饭的时候有一小会可以看手机,群里有人分享了一段车祸小视频,他不想看,迅速摁掉。在里面呆久了,不知是变得心软还是心硬。

十二点他回到监区,周丰还蹲在小李面前。戴奕看着小李的背影,想起他刚来三十二监区的时候,才二十二岁。警校毕业没几年,没经验,也没对象,只有一腔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野心。虽然三十二监区危险,但是工资高,“有前途!”前辈在饭桌上向他敬第二遍酒,“前两年三十二监区拿了集体一等功!”一等功,像他这样没有背景的新人除了在这里,还有什么机会拿到一等功?那时的他正酒酣耳热。

每个人都像一条被生活重锤的牛,如今的戴奕已经记不得那些雄心壮志。刚来的时候,一个人管十几个犯人每天的吃喝拉撒,经常是早上八点进这个门,与世隔绝二十四小时后才见到外面的天空。

艾滋病监区的犯人没有劳动指标,只要做点黏纸盒之类打发时间的工作。但是管理压力非常大,病犯们没有打架斗殴的体力,闲下来就动脑筋如何倾轧别人而不被管教发现——监狱里可争夺的利益空间原本就小,一针一线的得失对服刑人员而言都十分重大。无论从前性格多平和的人,入狱很快就会明白,暴力只是最基础的自我保护手段——对于狱警而言也一样。只是相对其他监区的同事,三十二监区的狱警们不敢采取过于强硬的手段,破罐破摔的事在这里发生不是没有发生过,这无疑极大地增加了管教难度。

十二点半,戴奕回到内勤室——内勤的工作并不比管教轻松,大量的司法文书、案卷材料、以及突如其来的检查活动令他疲于应付。打开电脑,大平台上显示又有五个新犯等待下队,自从三十二监区成为了典型,全省的监狱都积极向这里输送艾滋病犯——自家地盘死一个人就是一桩麻烦。常常是昨天才用担架抬进来,明天人就死了。医生也是年年招,年年招不上——来这里工作不仅意味着超高的职业暴露危险,也意味着狭窄的上升途径和几乎不存在的技术提升空间。如今三十二监区在人力物力上都有些吃紧,去年不得不把三监区原先的库房改成了大监房。

小李推门进来,问佬赵的假释什么时候能下来。

“快不行了,可能今晚就要转上级医院。”

“还是你跟?”

“嗯。”

戴奕有点同情小李,佬赵是同性恋,艾滋病合并丙肝,从来没有家属探望。监区里同性恋不少,为了防止出事,浴室被改造成全通透式。佬赵在同性恋里也算犯嫌的,他非说自己是个基督教徒,别人讲“同性恋你信屁的教”,他非说“祂赐我这样的苦痛,是为了让我末后有指望”。因为有点神神叨叨,佬赵一直受到同改或明或暗的欺凌,晚上打飞机挨同监房的揍过好几回。见他挨打,别人问,主怎么不照看你了,他也不闹,只是脸色一天天灰下去。末后他总说身体不舒服,要吃药,别的狱警都知道他其实没事,只是太焦虑,想找医生说话。

小李刚来工作,一直积极性很高地找佬赵谈话,最近听说佬赵产量有所提高,吃饭能吃下三分之二碗。

前天晚饭,佬赵刚扒了两口,就开始吐血。

“我一直鼓励他要有出去的希望,有活着的希望。突然人就要死了,到头来我们做的这些都没用。”

戴奕知道小李这是很典型的陷入迷茫期了,这里的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过程。常常是他们送走一个刑满犯人,几个月后他又回来,或许再呆几个月,就死了。

病犯真正临最后几天大多比较平静,有时候家属来不了,狱警就成了他们唯一的依赖。戴奕还记得那通半夜从医院来的电话,说素来难搞的“刺头”想见他的分管狱警。他们离开医院后一小时,值班同事说“刺头”死了。

戴奕一直记得“刺头”最后的眼神,那种执着不是为了见谁,而是对生活下去的渴望。

“你还记得佬赵刚进来的时候?那眼神很乱。”戴奕向着沉默的小李。“他现在看人的目光,正常了。”

半下午,贾巴老家的司法所来电话,电话那头说,人手不足,恐怕要排到下个月月底。“啷个接得过来,你们再联系一下家属吧。”戴奕也知道情况,乡司法所定编也就两个人,加上合同工不超过十人,接送一个犯人最起码要两三个人同行。司法所名义上属于司法厅,实际财政由当地政府开支,在大凉山这种毒品犯罪率极高的地区,高额的交通和人力费用使当地司法所捉襟见肘。而刑满人员滞留在监狱,这里的领导也十分头疼。

戴奕回到监房,想问问贾巴还有没有其他亲人。

“没有。”

戴奕转身,背后传来微弱的呼喊。

他回头,贾巴陷在床里,似乎已经入睡很久。

他无法确定贾巴说的是不是“不想走”。

晚上八点,戴奕终于整理完了当月的减刑假释材料。电话响了,小李说佬赵已经在上级医院死亡,戴奕简短的嗯了一声。电脑屏幕晃动,一个人的消失对于这里,只是一堆没有做完的材料,而在外面,关于这个人的遗忘可能始于更早之前。

天已经彻底黑了,山里的黑比外面再添一份寒色。戴奕刷开第三道门禁,武警已经换岗,他朝里面年轻的面孔疲惫地点点头,打开储物的小格子,里面还有好几个手机,他已经懒得估算有多少同事还在里面。

戴奕跨上电瓶车,往单位宿舍骑,他放假才有空回到自己车程一个小时五十分钟的家。

舍友今天值班,桌上摊着他的公务员申论范文,戴奕随手翻了翻,想起自己落灰的司法考试黄皮书,干这行久了,斗志消磨的厉害。

手机屏幕亮了,母亲发来的微信说,又给他介绍了个对象,周末有空去见见。高危职业加上特殊的工作时间,戴奕的相亲总是不了了之,他已经有点腻烦对面女孩先惊讶后紧张的表情。他盘算了一下值班表,苦笑着回:周末要值班。

戴奕快睡着了,模糊中想起自己安慰小李的话:所谓希望,未必就是健全着走出去,让他们晓得生命里还有一两件有意义的事,看到那点活气,就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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